胶东往事

【资料图】

文｜孙博璇

曾经在胶东度过的岁月，已被时光尘封的太久，想必它窖化出的醇厚回甘，完全可以像反刍一般，从心里掏出来，献给今天舒适的生活，为静好的岁月漾一点情感波澜。毕竟我们这代人，从一张白纸的年龄，跋涉到今天颇费周折，很想藉此证明我们在踏入人生的伊始，就深度感受生活赐予的酸甜苦辣，从此不敢虚度光阴。

父母被运动波及的那一年，自顾不暇，不得不把我寄养在邻村的老乡家中。

忽然有一天，很久不见的父亲，急匆匆地赶到我暂居的村庄。他面容憔悴、疲惫，清瘦了许多。身上斜挎着那时流行的土黄色帆布包，双肩上的行军带，紧勒着后背上的行囊。他只是简单跟老乡客套了几句，算是道别，然后牵着我的手，沿着乡村小路，匆匆踏上了回故乡之路。

这之前我总以为父母工作的学校就是家，左邻右舍都是朋友，校园旁边的村庄里与我们常来常往的老乡就是亲戚。

第一次踏上回老家的路，心里却是一片茫然和忐忑，一种复杂的情绪，湮没了即将走向远方该有的好奇和激动。

下午四点多，我们搭乘一路公交赶到了胶济线旁的张店火车站。父亲拿出早已买好的火车票，带我走进满是烟草、汗渍和潮湿霉气味的候车大厅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

我们耐着性子，在人来人往的嘈杂环境里，跟许多陌生人一起，直到晚上九点多，一列蒸汽绿皮火车才带着“吱吱”的尖锐刹车声，姗姗来迟。

还好，这时人们出行的机会不多，我们上车就顺利找到了座位。父亲双手托举行李，一翘脚，借势塞进了车箱顶部的行李架中，转身在蒙着一层深绿色棉布的长椅上坐下来，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

手里拎着饭盒的列车员经过我们身边时，父亲客客气气地顺便问了一下才知道，我们乘坐的列车级别较低，还要继续晚点，是在避让由青岛开往南方的特快，不确定何时发车。

时间在慢慢聚起的焦躁情绪里，抬高了车厢内的温度，也置换来一片七嘴八舌的埋怨声。那些混杂着不同方言的声音，由小而大，从清晰到浑浊，最终变成一片嗡嗡的回响，弥漫着。车厢里终于有人耐受不住，陆续开启车窗透气。白露时节的夜风，凉飕飕地灌了进来，人们的呼吸一下子通透了很多，立时缓解了燥热带来的憋屈感。这时，听到火车缓缓地吐出一口粗气，听着就像大人们一边吸烟，一边唉出一个长叹，像是也在释放什么东西。

借着站台昏暗的灯光，我看到了蒸汽机排放出来的一团白色雾汽，从车头方向飘向了对面的站台，在车窗外的视野里迅速散开，又被风悄无声息地轻轻带走。随即清脆的哨声从窗外传来，不一会儿，车厢猛地抖动了一下身躯，开始一耸一耸地滑动起来，追随着车头的牵引力，向东启程。

车轮在缓缓滚动，车厢喇叭忽然嘹亮起来，传出的是每天都鸣彻在大街小巷的演讲。父亲抚摸着我的脑袋，我们相互对视着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心情渐渐松弛下来。我这才想起放开从走出候车室到登上列车，不断抓住父亲衣襟的手，不再担心自己被挤丢或是被坏人抱走。

父母是从解放战争里走过来的军人，他们远离家乡，转业到淄博从事了教育工作。

我是从他们收到或寄出的家书里，才渐渐有了故乡的概念，有了胶东这个泛指山东半岛即亲切又神秘的遥远地方。然后更具体地记住了爷爷家在荣成县、姥姥家在文登县，至于两个老家什么模样，茫然的连一个大致轮廓也没有。每当看到父母在阅读老家的来信，就又会牵起这件事，猜想可能跟我们居住的校园差不多，也或许就像村庄里的老乡家。当时在我的阅历中，这是最熟悉也是记忆里仅存的两个地方。

忽然想起，这已是我第二次乘坐火车旅行了。母亲不止一次讲述，我不到两岁时，她和姥姥曾抱着我一起去济南，看望在省军区大院里服役的小舅，还在军营的招待所里住了一周。那时我还在牙牙学语的状态，不能清晰感受和表达旅行的愉悦。不过在那个年代，小小年纪就能乘坐绿皮火车往返省城，也的确是值得炫耀的事。

父亲从包里拿出印有红色语录的搪瓷缸子，叮嘱我看好行李，就起身去两节车厢之间找开水炉，准备吃晚饭。天生贪玩的我，没有理会饥饿在肚子里咕噜着鸣唱，双手紧抱着装有几个馒头和一个大咸菜疙瘩的帆布挎包，开始胡思乱想老家会是我的乐园。离开父母就没了紧箍咒，可以尽情的淘气，跟新的小伙伴一块放肆的折腾，嬉戏热闹得停不下来。

车窗外沿着铁路线设置的路灯，挂在高高的水泥电杆上，在火车移动的速度里，它带着光轨一个接一个的一一闪过，扑朔迷离地好看了一会儿，最终给加速前进的车轮甩在了身后，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列车庞大的躯体也漫入了无边的浓浓夜色里，黑暗的力量彻底阻断了车窗外的一切影像，也反弹回自己幼稚的思绪，让一个过早亲历成人世界的孩子，回到车厢里，去分辨目前的处境与想象之间的距离，需要时间来诉说真相。

回到现实中，听着车轮的节奏，那“咣当当、咣当当”的撞击声都会是一种享受。能在这个时刻，这个特殊的空间，紧紧依偎在父亲身旁就是莫大的安逸，就连那些有规律的震颤，都如催眠曲飘过那么安神。

天刚蒙蒙亮，列车抵达了终点站。这八个小时走走停停的旅途，让我们在时睡时醒、半梦半醒后，迎来了另一座城市灰蒙蒙的早晨。似乎从淄博到烟台的距离，仅仅是隔着车轮上的一个黑夜，它颠覆了预期中神秘的遥远感和想象描绘的异地空间。

父亲背起行李，牵着我的手徒步走了很久。由于一下车我就迷失在陌生城市的人流中，只记得有两层或三层的楼房凸起在大街两侧，还有白顶红色车身的公交穿行在人群里，时走时停；我们走过几条宽宽窄窄的大街小巷，一次次地穿过马路，直到我有些走不动了，父亲才高兴的指给我看，说那个挂着白底黑子牌子的大门，就是长途汽车站。我们即将从这里启程奔赴姥姥家。

可哪里知道，去往文登的路会是那么的遥远，令人在初识故乡的山水田园的旅途上，自此播种下乡愁的种子。

太阳升上一杆高，阳光俯贴在车窗玻璃上，也散落在乘客的身上。随着车子的转身，又将光影徘徊在另一面的车窗，折射得斑驳陆离。

长途客车渐渐驶离了城市，开始在起起伏伏的砂石路面上颠簸行进。车窗外像一幅巨阔的银幕，一帧帧晃过，显然与之前的记忆里，几乎没有相似之处，或是有重叠的部分，完全是陌生地域的景象。

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蔚蓝的那么深远，与天空仅有色泽的浓淡作为分界线。它伴随在车子的一旁，一会儿近在咫尺，海风习习，从车门窗的缝隙挤进来，抚摸脸庞；一会儿又若即若离，在曲折迂回的公路上，沿着海岸线，千回百转。像是还没亲近的够，又不得不渐行渐远，再回头就被岩石和树林遮蔽成两个空间。

车窗外公路旁的村庄，远远近近地构图着田园的朴拙，用一模一样的海草房，不规则组合成或大或小的民居群落。其间，也可望见有人在田埂上往来穿梭，忙忙碌碌地做着活计，是在拾掇收过庄稼的秸秆。

一辆与我们的车子即将交汇的马车，驮着一垛高耸的玉米秸秆和已经枯萎了的地瓜秧，从旁边和着马蹄的节奏驶来。忽然，赶车人的鞭子，抬手就在马背的上空抖出“啪”的一声响亮，如同燃响一枚清脆的鞭炮，像是在模仿客车遇见行人要鸣响喇叭。这声音马儿听懂了，它像得到了指令，忽地用力一拽，车子奔跑起来，与我们擦肩而过。

还有每到一处人多的车站停靠，隔着车窗与我们对视的行人，会停住脚步，看得仔细，像是车上有他们盼归的亲人，这让我们彼此都成了对方的景中人。

一路欣赏窗外的风光，会不知不觉倚在父亲身上睡着。说不出是时间的漫长才让人感觉路途的漫长，还是路途与时间并驾齐驱，才使我们直到阳光西照，下车后又徒步走了很远的乡间土路，才终于筋疲力尽地敲响了姥姥的家门。

遗憾的是，这本是喜相逢的傍晚，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，我却完全不认识姥姥和二姐了。

姥姥曾在我们家生活过一段时间。老家总有令她牵肠挂肚的事不能安生，父母执拗不过她，却又不放心她独自一人生活，就让二姐陪她返回文登。这段日子，毕竟过去已经两年有余，那时我才两岁，即使有些朦胧的记忆，也早已稀释在悠长的时光里。而血缘的神奇也在于此，颇有些不可捉摸，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关系，重新啮合在一起，或许就是一顿家乡的晚餐。甚至这第一顿家乡饭还没有结束，我的那些拘谨和装模作样的矜持，就被本来面目里的野性颠覆了。

这一晚，我跟父亲睡在东间的大炕上，睡得怎么都叫不醒，还是父亲将我硬生生拖起，才半睡半醒地撒了一泡尿。不然我一定会把地图浸润在炕席上。

真是世事难料，也许是我们这次归来，一路走的太过平安顺利，该有的麻烦会尾随而来。到姥姥家的第二天，一个意外就接踵而至。吃罢早饭，爸爸推着借来的独轮车，拿着粮本、粮票和介绍信，带我去公社粮店购粮。我只知道蹦蹦跳跳地跟在左右，还坐在车子上让爸爸推着跑，不曾想这是在瞒天过海地为我长期驻留做准备。就在我们满载而归的路上，身后忽然传来声嘶力竭的一串狂吼。回头看时，一辆受惊的马车正疾速奔来，转瞬间距我们仅有二三十米的距离。父亲将车子外路旁一丢，一边喊着快跑，一手抓住我的衣领，拎起我，纵身跳进了一米多深的农田里。几乎同一瞬间，狂奔的惊马，带着赶车人绝望的咆哮和滚滚尘埃飞驰而过。

坠落的冲击力，令我们扑倒在没有播种小麦的田里。我们狼狈地匍匐在地上，抬头望着彼此蜡黄的面孔，镇定了好一会儿才从惊悚中缓过神来。摔得很疼，似乎整个内脏都在翻滚。我没有哭喊，以减轻和释放那些钻心的疼痛。我明白，从记事起就生长在从不怜悯眼泪的年代，生存法则的耳濡目染里，从来就没有用以泪洗面来示弱这一课。父亲翻身爬起来，顾不得自己擦伤的手掌，有一片被搓掉皮肤的伤处，正在不停地渗血。他反复检查我的身体，确认没有伤筋动骨，这才掸去身上的尘土，用手帕缠住伤口，扶起倒在路旁的运粮车，心有余悸地继续赶路。

一路上父亲反复叮嘱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只是虚惊一场，千万不能告诉姥姥，以免让她埋怨我们不小心，替我们担惊受怕。父亲安顿好我就悄悄走了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探亲之旅，从未想到他会舍我而去，将我孤零零地留给了姥姥。这对一个远离父母的五岁孩子来说，留在文登农村，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，是个毫无心理准备的巨大挑战。姥姥家住在泽头公社岛集村。因为姥爷去世的早，孩子们又南一个北一个的在外地工作或服兵役，只有二姐一直陪伴在她身边，家比我们在学校里的生活简朴了许多。

姥姥的三间海草房，是土坯结构的北屋。一进门左右各筑一个灶台，烟道穿墙而过直通里间的火炕，中间是过道兼烧火做饭时的操作区。房屋是土改时政府分给的财产，虽然老旧，但冬暖夏凉。东西两间各有一个木格子南窗，贴着淡黄色的窗纸，兼具采光和通风的功能。我们常住的西间窗外，是跟厕所连为一体的猪圈，天热起来的时候，随着南风吹来刮去，屋里总会有臭臭的粪味时淡时浓。不大的院子里，东南角有个家家户户一模一样的大草垛，不知积攒了多久的各类秸秆柴草，围成圆囤状，一层层叠摞的有大人齐肩高。这却是晚间我惧怕到院里如厕的原因之一。因为除了鬼故事，草垛还与其它生命息息相关。白天会有老鼠吱吱叫着在里边争吵打架，夜间常有黄鼠狼快如一道影子从上边一掠而过。大人们说它是冲着老鼠、鸡舍或兔窝来的。

还有更可怕的是，文登乡间传说的巨高野人常在黑暗中逐村游走。那时的乡村夜晚，还没有通电照明，能够消费手电筒的家庭少之又少，从没人看清他的样貌，也没有具体做过什么坏事的记录。只是他会在不确定的时间地点，突然冒出一个高大的人形轮廓，漆黑一团着耸立在那里，将夜行人嚇到动弹不得也呼救不出，只能僵在原地，任由那个影子从自己身旁一阵风地铿锵掠过。至于他去了哪里，又藏匿何处，只有众说纷纭，没有结果。家的组成部分里，有三面土坯搭起的矮院墙，成年人几乎可以平行着观察院里的一举一动。还有一个用木棍拼接的柴门，夜间或白天外出时，居然是拿根草绳一捆一扎，表示家中无人或不便待客。象征意义直接替代了看家护院的功能。令人想象不出这个几近原始的农舍里，这个打土豪分田地得来的小院，会先后有四个孩子走出村庄，为共和国的建立从军参战，又为建设新中国四海为家。

文登是革命老区，跟其它地方一样，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处于发展缓慢的农耕社会和连年战乱中。姥姥说，我们村的工值是三毛多钱，在当时烟台地区属于下游水平。她举例说，村里一个青壮年，一天满负荷劳动付出可以记为十个工分的话，那就是三毛多钱收入。如果在夏秋大忙季节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，就会多挣一些工分。诸如人口多又缺少壮劳力、生病、残疾等原因的家庭，生活会格外艰辛，往往扣去口粮钱年终便分不到现金，甚至还会负债，需要生产队额外救济。那时我这种年龄的小孩子，不需要对钱有精准的认知，但依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，说了半天，讲的就是个穷字，是吃喜饼、穿新衣的机会不多。

生活的窘迫并没有改变老区人们的信念，战争年代传承的精神支柱，在每一个人心中依然根深蒂固。这像是一个忠诚的约定，能为民族的解放贡献儿女，依然能与祖国一起共度时艰。说起来简单，要在老家扎下根，从吃喝拉撒到做听话的乖外孙，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。比如上茅厕就需要一点技巧，是要与老猪斗智斗勇的。

猪圈的结构是与厕所联通一体，上边人便下边猪享。只要人临厕，猪先生便会本能地迅速跑到厕孔处，有时哼哼唧唧，有时则像个幽灵一样，悄无声息地举起长嘴仰头恭候。如稍有懈怠，那粘粘软软且凉飕飕的大长舌头，就会异常灵活殷勤地舔人屁股，馈赠免费清洁服务。我自信不是个笨小孩，没用多久，上厕所就不用姥姥亲自出马，拿棍子看住猪先生了。我炼就的一身好本领，是驾轻就熟地高抬屁股，保持距离，让老猪只能望眼欲穿，休想再拿我瘦小屁股做点心。

文登的冬季，是个寒风凛冽的冰雪世界，气温往往要比内地低很多。没有煤炭可用，烧饭取暖全靠柴草，一口大锅、一盘火炕就是人间烟火气的家。清晨姥姥开始做饭，大铁锅底部是饭后全家人一早的饮用水。尽管蒸锅水五味杂陈地难以下咽，但别无选择。篦子上边是地瓜和昨晚吃剩的粗玉米面饼子，还有一碟大颗粒海盐裸露其间，不断散发出臭烘烘气味的虾酱居中，这一锅饭菜才算聚齐。之后盖上锅盖，用力推拉风箱，灶火借势烘燃而起。

村里贫瘠，做饭用的庄稼秸秆、柴草并不富裕，所以冬天里一日三餐都要动火，是一种很大的消耗。早餐后就没有热水喝了。由于吃的太咸，这段时间渴了是件麻烦事。实在忍耐不了则需要点勇气，拿水瓢直接去门后大缸里舀刺骨的凉水，来考验人的意志和身体的耐受力。首当其冲的是牙齿，喝几口会被冰镇地失去知觉，很怕它们都给冻碎脱落掉，需要拿手去捂一捂、暖一暖，然后再掰掰确认还牢固。有时天出奇的冷，水面便结出冰层，要拿擀面杖敲碎才能取水。否则只好忍耐到姥姥中午收工回来，点燃大锅下边的柴草才有热水喝。

值得期待的晚饭时光一定能找到舒适的感觉，也能萌生回到温暖怀抱的恣意。晚餐会有新烙得一面金黄的玉米面饼子，有热气腾腾的玉米面粥，除了常年雷打不动的臭虾酱，还会有加菜。有时是一碗漂浮着虾糠的熬白菜、熬水萝卜条，或是几颗大葱带一碟自家发酵的大酱。这时可以边吃边听家人叙述各自的一天见闻，哪怕演绎的常常使人听出破绽，也依然觉得那是很有意思的奇闻趣事，不忍去刨根问底地的戳破败兴。

饭后，天早已黑得彻底，大人开始在油灯下剥花生、剥海米、搓麻绳等副业挣些工分。我被脱得溜光，塞进一床半铺半盖的棉被里，占据最热的炕头，听着姥姥絮絮叨叨的叮咛，听着噼噼啪啪地剥花生，还有姐姐说说学校里的同学老师。在煤油灯昏暗的光影里渐渐身不由己，有个爬上热炕头的瞌睡虫，总会在关键时刻念诵咒语，使人再也支撑不起沉重的眼皮，恭候更精彩的故事登场。

在姥姥家的日子里，我成长为生存能力超强的小哥，一身衣服穿得失去了原色。尤为显著的是冬天里，手脚都红肿皲裂，脸上挂着黑里透红的涂层，很像高原风刮日晒的色晕。两只棉袄衣袖和胸前部分，铮光瓦亮地格外抢眼，卫生标准已彻底入乡随俗。

在散养着野跑的无拘无束里，我给家家户户都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完全将自己改造成了胶东大地的孩子。小伙伴更是把我当做他们中的一员，再也不喊我“老西子”了（文登乡下喊外地人的戏称）。闲来跟着姥姥“来家站”（串门聊天、玩耍、做客等），会有很大收获，尤其喜欢去二姨家，会有好吃的蛤汤杂面管饱。这是勤励人家改善生活时才能见到的美味。这一餐饭，主人操持起来也是颇费周章的。大清早要赶在上工前，去海边挖些花蛤，放在海水里吐纳腹中的沙粒。中午收工归来，再手脚麻利地用花蛤制作一大锅靓汤。

花蛤的鲜美，是要在灶火之上的沸水里，才能被激发出上乘的味道，进而在汤汁的热烈翻滚中，释放出白润的色泽。这时主角就该登场了。这是一份由地瓜和玉米按一定比例揉合的面团，被二姨按压在木制的“擦床”凹槽里，用力搓挤它们穿过网眼，变身一捋捋细长的面条，前赴后继着纷纷溜进蒸汽缭绕的大锅里。之后是一双粗长的木筷，抄来抄去着将其均匀地松散开来。待它上足了滑溜溜闪着黝黑光芒的颜色，才拿起笊篱一抄一落，手腕翻转，动作娴熟地盛进大海碗中。一旁帮厨的表姐，逐个浇淋一大勺面汤，这才在一片迫不及待的气氛中，被嘘嘘着蒸汽，端上桌来。

剩下的就是“逮饭”（吃饭）。一家老小或围在炕上的矮腿饭桌旁，盘腿而坐；或一手端碗、一手持筷地蹲在灶台旁，在一片唏哩呼噜的吃面喝汤声中，将鲜靓的美味一口口纳入腹中。之后，仰起头擦一把愉快的汗水，再舒心地拍拍肚皮，稍作停顿，“嗝”地一声，惬意裹携着幸福感从胸腔的共鸣里奔涌而出。我最不乐意去访问的是狗蛋家。他家不讲卫生的烈度，直达全村最糟糕的境界。一进门就有各种腥臭组合的混搭气味，直刺人的嗅觉。初次接触会使人头昏脑涨，出于礼貌又不能直观地表现出来，需要强打精神、屏住呼吸、咬紧牙关，适应好长一会儿才能勉强立得住脚。

他家的炕上，总有两个脏兮兮的小嫚在热闹着玩耍。有一次我直接看到了炕席靠近窗台的位置，有一小坨新鲜的排泄物堂而皇之的晾在那里。不知是其中哪一个小嫚干的好事，他们全家人竟然熟视无睹地该干嘛干嘛。之后，去他家我总是坚守在门口处，不敢随意落座，绝不触及各种物件。每次拜访归来的途中，望着姥姥意犹未尽的笑，怎么都搞不懂，她居然能在那种环境里，毫不在意地坐在炕沿上聊得热火朝天。

尽情串门的日子里，我还看上了本族的一个小姐姐。当然，美食的诱惑很快替代了她的好看。是姥姥泄密，她家才知道我来文登的原因，却一直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，总是专门给我留着软香甜糯的红色地瓜干、哄熟的花生果、还有变戏法似的突然摸出一个熟芋头。我便常常不请自来地爬上炕去，等候饭菜上桌，俨然反客为主的气势，而他们也早就把我当成自家的孩子。转眼日子又走进了腊月，春节已是倒计时。母亲突然风尘仆仆地推门走进了生她养她的家，是要接我回归校园里的那个家。

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却并未使我兴奋起来。我默想着在姥姥家苦熬的日子，真的又怕又怨，感觉自己被父母狠心地抛弃了。姥姥拿出珍藏已久的一点大米，在大锅里熬了一碗白米粥，疲惫劳顿的妈妈便坐在灶台旁端着碗，边喝边跟姥姥说话。这是我到姥姥家以来，第一次闻到如此香气袭人的味道，氤氲在海草房的狭小空间里。这原本是以前生活中常吃的米粥，如今在这远离城市生活的乡村里，它却变成奢侈的美食，瞬间唤醒了我对往昔的记忆。

我躲在门外，偷偷仔细打量着母亲。她变了，像是根本不在意我的存在，目光里失去了以前的那种温柔和蔼，一种冷冷的疏离感却在神情里流露，令我失望这已不是昨天的那个母亲了。我平时在孤独中思念她时，总觉着她还是那样的漂亮，搂着我哄我入睡，说一些别人没资格听的话。

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预感。母亲从蹉跎岁月中走过来之后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情绪波动很大，深夜我常常会从她的抽泣声中惊醒。那种心悸和慌乱，一直伴随在我成长的日子里，直到我学会体谅她所遭受的委屈。回家本该是快乐的，我却觉得没有来时那么令人难忘。农村艰苦环境的催熟，心里淡定了许多，觉得自己是男子汉了，会干简单的家务活，也懂得一点生活里的问题如何处置，对回家完全没有新奇和兴奋，只是有一点迷茫和疑惑交织在心里。重新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会怎样，他们还爱我吗？那个久违的家现在什么样了，是不是还没有待在姥姥这里好？

离开岛集村的早晨，天空又飘起细碎的雪花，仿佛要用腊月特有的模式跟我道别。要我记住在日后漫长的人生路上，每每看到雪花纷飞，就驻足遥望故乡。这样，游子就算漂泊天涯，也不会孤单，不会忘记我从哪里来，要往何处去，一辈子都有好运罩着，从不迷失方向。裹着小脚已六十多岁的姥姥，执意送我们走到村头，才默默地停下脚步。她站在那里，目光追随我们的背影，迟迟不肯离去。

母亲边走边擦拭着眼泪，几步一回头地频频挥手示意姥姥返回。我跟在母亲身后，不敢再回头去直视姥姥那清瘦孤单的身影，不敢看她白发苍苍地站在雪地里，任由北风刮起一阵阵凄凉。

来年的秋天，父母终于回归平静的生活。母亲迫不及待地赶去文登，把姥姥和二姐接回我们生活的校园，一家人再次团圆。

作者简介：孙博璇，籍贯荣成，现居淄博市。做过教师，现从事民政工作。有散文、随笔散见于《中国社会报》《中国体育报》《中国民政》《大众日报》《职工天地》《中国作家网》《济南都市头条》等报刊杂志、微信公众号、网站平台。

投稿邮箱：huanghaisanwen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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